不過，這種“回頭看”有別于她的同儕如讓-呂克·戈達爾、克勞德·朗茲曼的那種帶有沉重歷史感的反思性。杜拉斯的作品以極簡主義風格、固定鏡頭和長鏡頭為特征，通過靜止畫面和長時間的對話來探索語言的力量和局限性。這種獨特性被她本人歸納為一種“回聲”——杜拉斯在多次采訪中提到，她的作品如同回聲一般，從周圍世界汲取故事。

        這種“回聲”不僅指情節和主題的重復，更是對過去事件與個體經驗的回應所形成的“復調”，如在《音樂》《印度之歌》《廣島之戀》等影片中，反復出現的愛情挫敗和人物的追尋。杜拉斯的這一觀念既包括對重復、記憶和情感的抽象表達，也具體體現在她對電影中語言和聲音的運用上，從而與傳統的互文理論形成區別。通過在文本中顯現“回聲”，展示了文本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情感的層層疊加。這種藝術風格，在當代語境中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另類“電影宇宙”的構建。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20世紀法國文學和電影的重要人物，1914年出生于法屬印度支那嘉定市（今越南胡志明市）。她的父親早逝，母親獨自撫養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這段艱難的童年經歷對杜拉斯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她廣為人知的中篇小說《情人》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杜拉斯的文學生涯始于1943年，但直到1950年出版《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之后才引起了廣泛關注。她的文學創作以簡潔的敘事風格、碎片化的結構和對內心世界的深刻描繪著稱。在敘事上常常打破傳統的線性時間概念，通過記憶和回憶的交錯展現角色的內心狀態，常常探索孤獨、欲望和記憶的主題，揭示人類情感的脆弱和矛盾。

        1959年，她與導演阿倫·雷乃合作的《廣島之戀》確立了她在電影界的重要地位。從這以后，她將文學、戲劇、電影融為一體，形成了一種多重藝術互動。

        她的影像作品簡潔、充滿象征且情感深沉。她的鏡頭常常固定不動，畫面靜止，仿佛在邀請觀眾進入無聲的冥想之境。杜拉斯的總體美學思想仍然可以通過她對“回聲”的獨特探索來理解。她認為，作品不僅是對現實的直接呈現，而更是對過去情感和經歷的回響和重敘。通過這種方式，她的文字與影像形成了一個復雜的情感和記憶的網絡。在她的作品中，對話和沉默、視覺和影像相互交織，創造出一種既真實又充滿反思的藝術氛圍。杜拉斯通過這種方法揭示了人類情感的復雜性，同時邀請觀眾在靜謐中重新審視自己的內心世界。

                                                                    圖為《長別離》劇照

        在杜拉斯的影像世界里，對個人情感與記憶的探索是對人類存在和心理奧秘去蔽的關鍵途徑。除顯然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之外，她還深受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尤其關注“物”（das Ding）的概念，即人類無法完全理解和命名的外在事物。這種對“物”的探索，表征為她對女性欲望和主體性邊界的討論中。從第二十六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向大師致敬”單元集中展映的兩部由杜拉斯編劇的影片（《廣島之戀》《長別離》）與兩部她導演的影片（《卡車》《恒河女》）中，觀眾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對記憶與存在的獨特詮釋。

        在杜拉斯編劇的《廣島之戀》中，她通過大量的對話探討戰爭創傷和個人記憶的糾纏。影片細膩的對白和背景聲音展示了個人與歷史記憶的交織，廣島成為記憶和創傷的象征。杜拉斯通過這種方式，將個人與集體的歷史記憶結合，探討記憶如何塑造個人身份和歷史敘事。人聲在此不光是溝通工具，更是承載記憶的容器。

        在《長別離》中，她以簡潔而富有張力的敘事風格，描繪了記憶喪失如何剝離個體身份，并展示了記憶重構中的復雜情感。杜拉斯通過細膩的情感描繪和對人物內心的刻畫，揭示記憶對個人身份的深刻影響，以及在記憶恢復過程中對自我認同的重新發現。

此外，杜拉斯的極簡主義風格挑戰了傳統的敘事方式，并揭示語言在傳達情感和思想時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卡車》和《恒河女》中，杜拉斯更善于利用影像顯現她的文學主題。影片中的沉默和語言對立，使觀眾在靜謐中反思和感受語言的重量和意義。尤其是《恒河女》中，角色通過回憶和敘述尋找自我認同。恒河作為象征性的存在，既是時間和記憶的見證，更是人物情感與心理狀態的象征。這種象征性使恒河成為影片重要的敘事工具，表達她對存在、時間、記憶與情感的獨特理解。

        杜拉斯的電影創作內蘊于她的文學創作當中。起初，杜拉斯計劃將自傳體小說《情人》命名為《絕對圖像》，打算結合家庭相冊中的照片，通過圖文并茂的方式呈現她的回憶。然而，最終出版的《情人》未包含這些照片，但書中仍通過文字提及了幾張重要的照片。

        隨后，在《書寫的海洋》中，她甚至引用了一張從未被拍攝的照片——她15歲半時橫渡湄公河的場景。盡管這張照片實體并不存在，但在杜拉斯的記憶中占據重要位置。通過文字，她賦予這一圖像/心像以絕對意義，將其視為人生的關鍵轉折點。這個未被拍攝的圖像之所以“絕對”，是因為它超越了物理存在，通過文字的力量變得比真實的照片更有力量和象征意義。也正是通過這種“絕對圖像”的連接，影像手段得以成為她將心像外化的通途，從而使她的藝術疆界得到擴展，創造了一種跨越文本界限的獨特創作觀念。杜拉斯在文學作品中構建了強烈的視覺意象，而在電影中，她則強調語言和敘述的重要性。正是這種在文學與電影之間形成的張力，使她的創作達到了獨特的藝術高度。

        此外，理解杜拉斯的一個常見誤區在于將她電影中的長篇獨白或對白視為其風格的標簽，并將她的電影簡單地視為其文學作品的延伸或腳注。這種看法忽略了杜拉斯在電影中對語言和沉默的獨特處理。影片中的長篇獨白和對白大多不是為了推動劇情發展，而是為了揭示語言的局限性和表達情感的復雜性。杜拉斯認為，語言在表達女性情感時常常顯得不足，因此她通過沉默來傳達那些無法用語言完全表達的情感層次。比如將沉默打造為反抗和質疑男性主導社會結構的象征義，并由此進一步深化了對女性在男性主導社會中處境的批判，使其作品在藝術表現上獨具匠心，并在思想層面上引發觀眾對種種社會和文化現象的反思。

        杜拉斯的藝術觀念對于中國人來說或許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她的思考與中國傳統美學在許多方面有著極強的共鳴。作家孫甘露說：“中法兩國文化相契的地方比較多，可以說杜拉斯和羅蘭·巴特是其中的通道。”比如上文曾提及杜拉斯通過沉默和靜止的鏡頭創造情感和思考空間，這種“空白”實際上指向的是情感和精神的延展，類似于中國美學中的“留白”概念，通過在繪畫和書法中保留空白，營造出深遠的意境。

此外，杜拉斯注重內心世界的情感表達，通過反敘事和碎片化的結構，揭示出孤獨、欲望和記憶的復雜性，中國傳統美學強調意境的營造，往往通過自然景物的描繪來傳達深層次的情感和哲理。兩者都強調通過靜謐和反思，使觀眾在作品中找到內在的平靜與深思的空間。可見，這種思想上的契合不約而同地體現了東西方藝術在探索人類情感和內心世界方面的共通追求。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杜拉斯的作品彰顯了她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思想深度，更揭示了人類心靈的普遍共性。杜拉斯不僅在法國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更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彰顯出其恒久的魅力和深遠的影響。在這一節點，杜拉斯的藝術精神仍將繼續激發新的靈感與思考，推動兩國文化的共同繁榮。通過互鑒，中國電影人可以在藝術創新和文化表達上獲得新的啟發，或可進一步拓展中國電影的表現形式與敘事風格的生態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