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為何一夜躥紅？對互聯網新生行業的監管何以總是“慢半拍”？這種信息傳播方式又將對社會心態產生何種影響？本報采訪了相關專家。

1 是經濟新勢力還是混亂之源

每晚9時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熙小如（應采訪人要求化名）都會躺在床上，打開手機，登錄一個名叫“嘿秀”的移動直播平臺，和觀眾聊天。看著觀眾不斷給她打賞（用現金購買電影票、鉆戒、高跟鞋、跑車等道具）、點亮（一種互動方式），她說，“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放松身心，比上班好多了。”

熙小如的經歷是近年來網絡直播行業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

無獨有偶，7月11日晚9時，網絡紅人“papi醬”在8個網絡直播平臺同步開始個人直播，不到1小時，全平臺在線觀看人數超過了2000萬，并收到網友90萬元的打賞。網紅的號召力和網絡直播市場的巨大活力可見一斑。

近年來，隨著4G的普及和資費的降低，用戶在移動互聯網條件下觀看視頻的習慣和需求正在被培養起來。一部手機一個賬號，人人都可以變成“直播車”。一個全民直播時代正在來臨。

正是看到這樣的市場潛力，騰訊、阿里等互聯網巨頭順勢入局，包括IDG、啟明創投、紅杉資本等投資機構也將大把“真金白銀”砸向直播領域。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5月，視頻直播領域獲得的融資金額已超過10億元。秀場、演藝、體育、電競、教育、明星等各類直播形態紛紛問世。

中國傳媒大學網絡法與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對本報記者分析說，近年來，科技的發展，讓人獲得很大的解放，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閑人。只要很多人聚在一起，就有潛在的消費者，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就能產生經濟利益。此外，網絡直播的跨地域性，也擴大了相同志趣的人的聚集。正是互聯網的這種“長尾效應”，導致了閑人經濟的出現。

與此同時，隨著網絡直播業態的爆發，相關的負面信息和爭議也不斷增加。在被查處的“嘿秀”平臺上，違規女主播在直播房間內公開用脫衣服引誘觀眾打賞，更有甚者會以直播性行為來吸引關注。而在“爐石”平臺，主播直播飆車，導致嚴重車禍；在“虎牙”平臺，直播中出現群毆。對此，這些平臺并沒有進行有力的監管，或者說為了利益因素，默認和縱容主播進行違規、違法表演，讓網絡直播亂象愈演愈烈。

7月12日，文化部公布了對一批網絡表演平臺的查處結果，斗魚等26個網絡表演平臺被查，16881名違規網絡表演者被處理。同時，文化部還出臺《文化部關于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對網絡文化經營單位傳播網絡表演行為進行規范。《通知》首次明確了表演者為直接責任人，并提出今后將對網絡直播實行隨機抽查，并實行“黑名單”制度，被列入名單的表演者將被全國禁演。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政府政策的收緊，是希望從社會利益角度建立一些基本的限定性標準，類似于‘負面清單’。而且，網絡直播平臺的這些低俗的東西容易嘩眾取寵，危及正在成長的網絡直播產業。因此，從維護互聯網新興產業健康發展的角度來說，進行規范是十分必要的。”

2 精神生態不能因泛娛樂化而失衡

輸入一串身份證號碼即可注冊，依靠著裝“清涼”、挑逗性語言就能獲得收入，低門檻、收入高讓一些人爭相進入主播行業。而從年齡結構看，在主播和觀眾人群中，“80后”“90后”都是重要組成部分。

王四新分析說，內容高雅或者低俗和生產者花費的單位時間、勞動量有直接關系。現在，很多人希望從網絡直播中獲得泛娛樂的快樂。作為內容生產者的主播，很多人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提供高質量的內容。而且由于是直播，當很多人聚在直播室這樣一個情景時，情緒很難控制，相關的道德、法律觀念容易被淡化。在“廣場效應”或者法不責眾效應的驅使下，為了滿足人們的獵奇需求，主播可能會降低內容門檻。

“這種商業模式雖類似于舞臺表演，但很容易走偏，是不可持續的。”陳少峰認為，網絡直播把主播變成了直播內容，他們的身體語言、穿著、和觀眾的互動，一舉一動都成了消費對象。對于觀看者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來說，他們的心態和價值觀也可能因此發生異化。

美國媒介文化研究學者尼爾·波茲曼曾在其著作《娛樂至死》一書中寫道：“如果一切文化內容都無聲無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網絡直播平臺正在朝這種泛娛樂化方向演變，有學者將其稱為“傳媒商業邏輯對文化邏輯的嚴重逼仄”，其提供的膚淺甚至是惡俗的快樂是欲望發泄式的，缺乏思索和精神參與，其消費主義和泛娛樂的訴求正在瓦解一些傳統文化價值體系。長期接受這種泛娛樂文化熏陶的受眾，其精神生態可能面臨失衡。因此相對應的社會心態和文化也可能產生變異。這是必須警惕的。

3 政府監管重在管理效率

從政府監管角度看，此前，針對互聯網直播行業出現的問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文化部、中央網信辦、各地文化市場行政執法部門和公安局網絡安全部門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出面監管。有直播平臺負責人擔憂，互聯網執法政出多門會對正在成長的網絡直播行業造成危害。

王四新認為，互聯網監管“九龍治水”的模式，在一定時間內還將存在。互聯網涵蓋的問題太多，有治安、文化、音視頻、互聯網信息等，全都歸口到一個部門是不現實的。目前可行的辦法是，著力提高各部門的管理效率。這需要明晰各部門權責，同時需要像中央網信辦這樣的部門對一些問題進行集中協調。

那么，在對互聯網進行治理的過程中，政府監管如何實現管理創新呢？

王四新建議，政府應該放低身段，研究互聯網背后的原理性問題，掌握互聯網行業發展的趨勢和規律，避免監管“慢半拍”和“打補丁”現象。比如，對于網絡直播對人的影響，直播和觀眾的互動，是否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等，都需要政府去仔細研究。

同時，政府也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在面對網絡直播時，應該做一個超脫的中立方，設定合理規則，平衡好網絡直播平臺和消費者的利益。“亂，可能是互聯網新生行業具有生機和活力的一種表現，政府監管應該立足保持住互聯網的這種活力，不能為管而管。”王四新說。

4 消弭亂象才能長久繁榮

自互聯網行業誕生以來，“亂象”與“繁榮”就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存于行業發展的各個階段。由于互聯網總能誕生新生事物，而監管則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因此，“風口”之上的“亂象”幾乎成為一種必然。

然而，對于網絡直播從業者而言，在“風口”之中也要把握“風向”。可以預見，國家文化部門的強力監管將會成為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的主基調，網絡直播需要“帶著鐐銬跳舞”。

在王四新看來，目前文化部門的強力監管是對網絡直播行業劃出的一道“紅線”，網絡信息傳播渠道自有其傳播規律，在內容風格上，直播行業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只是違規事件會大幅降低。

從整個行業來看，業內生態在悄悄發生變化。陳少峰認為，網絡直播行業應該進入一個多元發展的階段，有松有緊。“松的部分就是業態更加多元，互聯網巨頭開始加入后，很多業態為了強調互動性，都會采用直播的方式。緊的方面是，內容上不能抵觸政府的‘負面清單’，這會對以往的商業模式產生很大沖擊。”陳少峰說。

近期網絡直播行業的發展印證了陳少峰的看法。在經過最強“監管風暴”的洗禮后，網絡直播行業不再是各種美女的天下，內容結構開始向專業化、多元化方向發展，產生了一批幽默段子、財經評點等專業主題類直播節目。直播平臺也開始改變其固有的商業模式，開始探索與電商、演唱會等結合起來的新路子。

很多網絡直播平臺的運營者也開始清醒地認識到，網絡自律也是自保，亂象消弭才能長久繁榮。社會各界也正在形成一種共識，管好互聯網直播，觀眾不至于“娛樂至死”，直播行業才能重回健康發展軌道，對這個行業和社會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