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幕足夠震撼，但還不足以讓我真正讀懂這座建筑。在故宮“飛檐走壁”，只是拍攝紀錄片《我在故宮六百年》帶給我的獨特體驗之一。“沒有一座城池可以離開人存在”——更令人難忘的故事發生在故宮之外。

　　那是2020年8月一個周五的傍晚，得知一車從河北廊坊運往故宮的松木即將啟程，我們立刻集結，從北京向廊坊出發，準備從起點開始完整記錄松木的“故宮之旅”。不料，電子導航中的路線由綠變紅，車程從預計的90分鐘拖到3個小時。最終在木工隊長和貨車司機的幫助下，我們趕在木材啟程前到達廊坊，在晚上12點拍下木材抵達神武門的鏡頭。

　　我們與貨車司機孟師傅共同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夜晚。在路邊席地而坐、等待限行時段結束的過程中，我們在孟師傅身上獲得了意料之外的素材。至今，他獨特的工作習慣、他與家人視頻通話時的神情，還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這次拍攝經歷給予我深刻的啟迪——宏偉的故宮、燦爛的歷史，與那些默默無聞的普通勞動者息息相通。

　　曾經，我深受影像人類學啟發，樂于在拍攝的過程中不斷尋找、體悟、講述生活的真諦，讓生活這個“老師”教我如何表達。如今我更加堅信，只有進入現場，用一種細膩的、不帶預設的方式，才能體會并捕捉人的獨特氣質和物的豐富意蘊。

　　我是紀錄片創作者，也是紀錄片教育者。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紀錄片的力量。一次，我帶學生到福建的古村落拍作品，幾天后發現原本信心十足的學生突然打了退堂鼓：他們想要拍攝的主人公經常醉酒，難以溝通，拍攝不得不停止。我告訴大家，不去預設、慢慢醞釀，去發現主人公更深層次的人生體驗。學生重新扎到選題當中，用影像將主人公充滿坎坷卻涌動溫情的人生故事娓娓道來，最終拍出了十分動人的作品。

　　紀錄片能讓我們接觸到跟自己人生軌跡截然不同的人，體驗我們不曾感知的事。對大多數青年來說，紀錄片可能并不是一個職業選擇，但可以是他們認識社會，重新思考自己與他人、個人與國家、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重要渠道。我認為，也許紀錄片的最大受益者，正是紀錄片創作者自己。